俄罗斯多地受洪水侵袭 超1.58万栋民房被淹

[30]第一个问题可称为法律体系的理想结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可称为法律体系的现实结构。

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2）总体规划的内容，包括道路、公共用地、公共建筑、公用设施、区划。

规划主体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根据本地区的实情，制定特别容积率适用地区规划、特定街区规划。例如，在不妨碍铁路运营的前提下，非铁路所有权人在铁路的上方构筑一水泥地基，而后再在该水泥地基上构筑建筑物（该建筑物所有权人与铁路所有权人不是同一人）。日本《城市规划法》始于1919年，通过1961年和2000年的法律修改，确立了特定街区制度和特殊容积率适用地区制度，据此容积率在特殊地区得到特殊处理，空中空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城市的公共空间也大为增加。作者简介：肖军，华东政法大学比较法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东京火车站就处于该地区内，在前述东京火车站修缮工程中，火车站大楼的剩余容积率被有偿转让给了附近地块。

《建筑标准法》第三章的章名就是城市规划区域内建筑物的基地、结构、建筑设备和用途，该章占据该法1/4的篇幅。为增强车站运力，纽约中央火车站铁路上空被租赁给开发商，建成具有两层候车室的大楼。尽管也有因项目选址引发的争议，但是关于空间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集中反映在城市化进程中，集中出现在城市。

[29]其后，在著名的城市规划许可案件——小田急案中，日本最高法院指出，根据受害(噪音、振动等生活环境的公害)的内容、性质、程度(离建设工程的远近、受害的反复性、显著性等)，铁道建设项目周围居民的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并不被消解在一般公益中，是应受保护的个别的利益，从而得出结论：在城市规划建设工程用地周围(关系地域)居住的居民中，由于该工程而直接遭受噪音、振动等健康和生活环境上显著受害的人，具有撤销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原告资格。就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而言，它要确保安全、保障居住者的健康。在此，不再对其进行列表，而是在对裁判规范整理归纳之后，选出标志性案例，作出如下归类描述。而更为常见甚至成为常态的，则是商品房所有者对于相邻开发的争议，由此不断形成争议并引发诉讼。

[35]在美国，政府的公共利益代表的假定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公共选择理论日益受到关注。在公共利益模式中，政府是值得信任的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多元利益的可靠裁决者，由其编制确定的城市规划很可能呈现公共利益和平衡多元利益。

相邻小区居民强烈反对，并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小区日照时间受到了严重影响，造成居住环境恶化。[29]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以下。其解释基准为：(1)具体利益不能被公益所吸收。[10] 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型社会结构中，民法相邻关系和民事诉讼制度已经很难处理城市建设的秩序和利益分配问题。

但是这种缩减必须是适度的，只在社会义务的范围内被缩减，并不是越过征收的界限，且必须以综合的方式来考虑，其目的也应在于服务于公共福祉。这些步骤所对应的制度构造都有其独特的需要保护和发挥的制度价值。如果许可听证的规定作如此理解，那么它其实就成了解释说明，因为技术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形态是确定的或者可计算的，利害关系人是否参与没有任何实体意义。[1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1期。

本文的争议焦点是日照问题，其标准既保护邻人也分配城市空间利益。该条规定，规划行政许可应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作出。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第20条第1款第2项规定，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确需修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39]其次，从规划的内容着手，对于影响权利义务的规划条件，要求作为强制性内容。

针对第三人提出的对行政机关告知程序的异议，法院认为，采取网站公示和施工现场公示的方式以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不违反城乡规划法第50条的规定，见(2014)沪二中行终字第146号行政判决书。前文的分析的确呈现出标准替代规划、技术吸纳行政的制度运行状态。例如，2013年3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规划公示规定》第2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与现有居住建筑相邻，或拟建工程冬至日日照阴影范围内有居住建筑，对相邻居住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在批准方案前，应当按照本规定进行方案规划公示、听取公众意见。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依据该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法定期限内做出被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程序合法。此后，直到前述公报案例发布，比较常见的是有影响但不违法的裁判规范，即如果规划行政许可对邻人利益有所克减，那么该许可对相邻关系有影响，但是当影响在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范围之内时，该规划行政许可合法。如今，在讨论法治问题时，我们往往强调司法救济，其原因在于对行政的信任度降低。

[31] 在我国，制度上的变化，首先使行政行为第三人效力从行政诉讼的司法过程往前传导到行政过程中。其中，总平面图中应标注以下内容：(1)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容积率等规划设计指标。

与公报案例一样，相邻关系人的主观权利保护诉求被处理成了行政许可的客观合法性监督，技术标准成为空间利益分配的依据，决定了多元利益各方的权利义务。在规划行政许可诉讼案件中，行政相对人起诉规划行政许可侵犯其合法权益案件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相邻关系人(作为规划行政许可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规划行政许可侵犯其相邻权益的案件则构成了另一种重要的类型。

上述扩大公开和参与的制度，其实效还是取决于行政机关是否有自我拘束的真实意愿。但是，这不意味着法官只是在机械地适用法条，甚至简化论证过程以减少麻烦。

相邻关系人就尚未被权利化的技术标准之上的空间利益的主张，没有得到支持。即使当事人提出挑战，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甚至并不受理。但是，根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国家标准征求意见和参与审查的主要是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有关部门的专家，由他们组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草拟和参加标准草案的技术审查工作。第11条要求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对公示反馈的公众意见或建议整理归纳，并分类处理：(1)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予以采纳。

在某种程度上，行政组织方面的制度建设对于我国其他领域的事务也具有参考价值。因此，即使暂不考虑做出规划行政许可行为所形成的行政机关、相对人与利害关系人的多重关系，法院审查规划许可是否合法时也应当以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技术要求为依据。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原田纯孝等编：《日本的都市法》，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

这种末端审查，在城市规划木已成舟的情况下进行，实际上只能对那些明显违反城市规划作出许可的行为进行监督和事后纠正。[40]最后，从规划的决定主体着手，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措施包括，建立和改革城市规划委员会作为规划的审批主体，吸纳多元利益主体进入，从而形成规划的合作决策和权力分享机制。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设施具有外部性，有正有负，但是对每座城市的运营而言又都不可或缺，因此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真正的关键点是：行政机关在满足城市规划提出的技术要求基础上，有对相关各方利益进行权衡并说明理由的义务，尽管这是听证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法律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摘要】高速城市化和城市土地上多元权益结构的形成，催生了开发过程中城市空间利益分配问题。二审后，杭州中院做出终审判决，撤销西湖法院一审判决、撤销杭州市规划局发出的第二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制度方面的发展，首先从程序方面展开。

[14] 在行政相对人起诉规划行政许可的案件中，法院审查的重点是规划行政许可是否合法。[43]技术标准配置了权利义务，城市规划在城市空间利益分配时沿用并形成一般规则，规划行政许可则在个案中的权利义务设定过程中继续加以沿用，所以，实际上是规划技术标准在分配公共空间、形成空间秩序。

行政行为第三人效力的制度安排及理论回应，对于处理城市空间利益分配问题有着积极作用。四、作为利益分配机制的城市规划和技术标准 前述典型案例和样本判决，基本上没有涉及城市规划合法性的问题。